蚂蚁集团依然在“合规”路上前行。

近日,蚂蚁集团(以下简称为“蚂蚁”)官网更新了董事会名单。新增杨小蕾、史美伦两位独立董事,这也意味着蚂蚁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占比已经达到了5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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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antgroup

值得注意的是,2022年6月1日,蚂蚁发布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明确表示,为适应未来金控监管的要求,“将进一步强化董事会作用、扩大董事履职范围。”

自2020年“外滩演讲”事件以来,“合规”就成了蚂蚁的工作重心。而随着“上层建筑”独董大跨步地调整,蚂蚁或许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蚂蚁主动“变阵”

蚂蚁上市受阻一事,过去几年已经人言籍籍,在此无需赘言。特别指出的一点是,此事件固然与马云“外滩演讲”事件有直接联系,但最主要的,还是要归结于蚂蚁小贷业务的野蛮生长。

较早前的招股书显示,2020年上半年,蚂蚁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业务的营收占总营收的63.4%,是主要的营收支柱。在这其中,又以包括花呗、借呗等产品在内的微贷科技平台业绩最为显著。2020年上半年,该业务营收为285.86亿元,同比增长59.48%,占总营收的39.4%。

蚂蚁这部分亮眼的业务美其名曰是科技金融,但实际上不过是在传统银行之外,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“放贷”。招股书显示,截止2020年6月末,蚂蚁微贷科技平台累计促成的1.732万亿元消费信贷中,98%均由蚂蚁的合作伙伴提供。

而在消费者市场,蚂蚁瞄准的对象主要是传统银行覆盖不到的,难以找到借钱渠道的年轻人。2019年,融360发布的数据显示,90后负债率高达1850%,在消费贷市场的占比为43.48%,以贷养贷的用户占比近三成。

虽然蚂蚁的小贷业务沿着“剪刀差”、资产证券化等战略赚取了亮眼的利润,但是由于没有被纳入监管,该业务也存在“责不对位”、盲目发展等问题。

“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,目前缺乏明确规则和要求,出现了监管套利行为”,2020年11月,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曾对外表示,“‘花呗’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,但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,与其普惠金融理念不符,实际上是‘普而不惠’”。

伴随着监管日趋严格,蚂蚁开始主动“变阵”,和曾经“以利为利”的金融服务战略挥手告别。

首先,从业务的角度来看,蚂蚁切割了自家的金融业务。2021年11月,蚂蚁分别将“花呗”和“借呗”进行品牌隔离。不光重新确立品牌定位,同时还明确贷款责任方。

无独有偶,2021年12月和2022年4月,蚂蚁还分别关闭相互宝、切割网商银行。针对相互宝类产品,银保监会曾发文称:“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,属于非持牌经营,涉众风险不容忽视”。

其次,蚂蚁还一改此前“八爪鱼式”的投资策略,开始缩小投资版图。比如,2021年10月,蚂蚁将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彻底“清仓”;2022年1月,蚂蚁减持众安保险股份,持股比例从13.54%下降到10.37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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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IT桔子

横向对比投资数据,也能感受到蚂蚁的收缩。IT桔子数据显示,2018年,蚂蚁共参与65起投资,总投资规模为789.45亿元。到了2021年,蚂蚁仅参与20起投资事件,总投资规模为 182.27亿元,较2018年下跌76.91%。

一系列“切割”动作之后,蚂蚁的业绩数据出现了下滑。金融界援引业内分析师消息称:“扣除海外投资收益后,2021年蚂蚁经营利润同比下降或超20%,全年经营利润约400多亿元左右”。

“铁娘子”来临

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蚂蚁开始调整“上层建筑”。

除了开头提到的,新增杨小蕾、史美伦为独立董事外,阿里“十八罗汉”之一的蒋芳还离开了蚂蚁董事会,使得蚂蚁的股东代表董事从3位减少到2位。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明确要求,上市公司董事会中,独立董事的占比不能低于三分之一。目前蚂蚁的独立董事占比已达50%。而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还明确强调,蚂蚁“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独立董事人数。”这说明蚂蚁确实希望进一步推动董事会更独立地履职。

结合杨小蕾、史美伦的履历和观点来看,蚂蚁将此二位列为独立董事,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暗暗契合了蚂蚁主动适应监管的变革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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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港交所

以史美伦为例,出生于1949年12月的她,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起起落落,不光精通大陆和香港两地金融市场,更在千禧年之后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,分管上市以及融资监管工作。

新华社曾发文将史美伦誉为股市“铁娘子”,因为其上任首年,中国证监会就颁布了51件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,“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,早在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时,史美伦就注意到了该领域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。2014年6月举办的“金家岭财富论坛”上,史美伦表示:“互联网金融在某个方面来说,也算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,对其的监管不能轻于传统金融机构。”

与此同时,史美伦还曾提出互联网金融存在法律定位不明确、资金第三方存管以及风控不健全三个主要的问题。

现在来看,史美伦提出的三个问题,几乎全都都打到了蚂蚁的“七寸”上。

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科”?

切割金融业务也好,调整独立董事也罢,近两年蚂蚁面临的主要矛盾,其实还是要解决企业姓“资”(金融),还是姓“科”(科技)的问题。

尽管2020年8月,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集团,试图穿上“科技”的外衣。但招股书显示,2020年上半年,蚂蚁来自创新业务的营收为5.44亿元,仅占总营收的0.75%。对比占比超六成的金融科技业务,有明显的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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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;蚂蚁集团

2022年3月2日,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:“这些平台(蚂蚁集团等1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)开展的金融业务,因为有一定的创新性,过去没有纳入我们的监管,现在正在逐步纳入监管中。”因此,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,蚂蚁未来都只能向科技型金融企业转型。

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,蚂蚁就将“科技创新”单独列为一大主题。

反映到具体的业务上,就是蚂蚁的C端业务会不可避免地萎靡。比如,2021年9月,有媒体报道,大量花呗用户的额度下跌,这主要是因为被纳入监管的蚂蚁花呗品牌隔离所致。

而B端业务则成了大力宣传的重点,过去几年蚂蚁的区块链、图计算、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屡屡见诸报端,甚至在元宇宙和NFT上也有涉猎。据媒体报道,2021年11月上市的Paytm,其背后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就是蚂蚁。

但问题是,按照传统的互联网企业估值逻辑,C端用户量一直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命脉。蚂蚁转向服务B端客户,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蚂蚁的估值。2021年9月,富达投资将蚂蚁估值下调至670亿美元,较2020年筹备上市时的2250亿美元的目标估值下跌70.22%。

蚂蚁集团新的董事会班子浮出水面后,组织架构也更为合理,既有了多年从事监管行业的人士,也有经济、财务和法律方面的专家,新董事会也将确保蚂蚁集团业务的合规性。

除了董事会外,蚂蚁的管理团队自去年以来也有不小的变化,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,由15人扩大至了21人,整体来看成员呈现增加的趋势,董事和高管的不断调整,也释放了蚂蚁集团充分推进整改的决心。

两年前,蚂蚁“拉风”上市的时候,港股认购人数多达155万人,冻资1.3万亿港元,刷新港股新股招股的记录,成为当年的“人气王”。

在上市被叫停两年后,新的架构调整是否意味着蚂蚁有望重启上市呢?

*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撰写,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,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